心理学是对人类知觉行为学，即我们的亲情或情感活动，及其对我们行为选择造成的妨碍的一种理论探究学跟应用学。广义上的知觉（情感或婚姻）包括我们一切七情六欲，精神感到上的喜怒哀乐悲忧苦怨恨发怒烦和肉体上的瘙痒疾病等。精神感到跟生理感觉交互影响和操作，便构成了人类心灵与行为活动的轨迹。凡属于个体似乎的，都在心理学范围内。
作为以情感为主体运行模式的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心理活动在生命产生之初就有了知觉，并按照知觉来判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以成为自己的行为根据。而大众心理学则企图从普遍化的公众认知、情绪、人格特征、行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许多方面来探讨人的感情知觉是怎样作用于从个体至大众行为的，一方面尝试用头脑运作学来解释个体基本行为与心理机能关联，一方面尝试解释个体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在社会行为与社会动力中的角色，即狭义的心理与生理对心智的交互式影响。
唯一毋庸质疑的是：描述、解释、推测情感及行为中的交互式影响，其更主要的目的是增加人类生活的品质——从整体到个体。这才是心理学存在的的基础跟意义。而《乌合之众》正是这了不起的里程碑之一。它探讨了个体与集体间心智交互影响博弈中的感知逻辑，涉及到我们的感知陷阱，以及思维改造的改进，辩证地展现出了公众在必定条件下表现出的智慧、客观、盲目、非理性等特征。尽管，作者仅是以法国大革命为反省蓝本的，但不影响它从而论证大众心理学的综合特点。
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之后，一本表达对英国民族文明历史心理学的名篇《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经出版便带来了世界性的轰动。作者古斯塔夫·勒庞以一个心理医生的角度，解剖人类行为倾向中潜藏的心理活动，以及造成这类心理活动的缘由。这并不是《商君书》《罗织经》这类可能非常自私的“人性弱点操控学”，而是相对客观公正并深切的“人性特征观察学”。于是这本连他自己都没很抱什么畅销希望的书在1895年出版后，居然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疯狂地传播着，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以至于到下午我看到它时却被其震撼？说起来也很简单，他以历史为探究资料和考证基础，以从医经历来反思历史心理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群众运动进行探讨，便有了全新的群体心理学的探究角度。
古斯塔夫·勒庞的生于1841年，1866年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由于家境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取得学位后便潇洒地周游世界去了。虽然他主要学的是医学，但在游历之后仍写了很多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专著，研究领域远远没有局限在他的专业上。
19世纪的德国可以说是个“火药桶”，革命与二战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使英国甚至欧洲人的民族性格都出现了逆转，法国的当代史无一不渗透着“大革命”的痕迹。启蒙运动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前，以英国为中心向美国蔓延，所谓启蒙就是启迪蒙昧，提倡相对理性科学——建立在逻辑依据之上而不是宗教性的“你不用考证，你只必须相信”，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然而，作者敏感地意识到了，人们的心灵世界依然进入强大的宗教观念——集体无意识——之中，我们仍然是自己信仰的焦虑分子，所以我们即使一看到自己认为对的观念，便会义无反顾地跟随下去，最多是时间限度，不信你出机场找不到出口时，是不是看对方如何走你也怎样走，宗教兴盛的基础是：大部情况时，给你省力少麻烦，你信就好，不用探索。但因而带给的很大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指令失当导致的灾难性覆灭。而本书作者，便辩证性地探讨了集体无意识情感本能行为或许出现的大部分情况。
这点要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说起，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一批艺术家们用哲学艺术来拒绝宗教禁欲主义，追求时尚解放和世俗的美好。在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刺激下，启蒙运动的重点转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观念上来“三权分立”的创始人孟德斯鸠用《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西欧近代地理与法律的观念基础；主张天赋人权跟信念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伏尔泰则说：“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守护你做事的权力。”政治上呼吁君主立宪的卢梭则在《社会契约论》里指出过于偏激的私有制是不公平的缘由，认为人民有为了争取公平而革命的权力。启蒙运动直接为中国独立战争和英国大革命准备了观念武器。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仍远没有思想家们设计的那种完美，他们吊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却匍匐在皇后拿破仑的身后，他们打败了查理十世，扶植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同样不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
1848年的英国，在贫穷中艰苦度日的工人跟学生们又一次走上巴黎街头，“二月革命”爆发了。那一年古斯塔夫·勒庞七岁，他必须清清楚楚地记得起义中的他们群情激昂地与政府军作战，他们把家里能当武器的东西都拿了下来，构筑街垒，一些以前都变得猥琐的人突然间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人民胜利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战役的结果却是一个混混因为叫了一个响亮的外号，不仅当上了总统，还迅速又埋葬了这个共和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那个所向无敌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的侄女，这个人一辈子就没干过哪些正事儿，二十四岁时他产生了继承祖父未竟事业的幻想，于是开始了他不断地蛊惑人心、煽动叛乱以后入狱、流放的一生经历。近乎小丑似的人物仍堂而皇之地以全民公决的高票连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整个美国为之瞠目，这等于是全民同意断送民主与共和。而这正出现在古斯塔夫·勒庞的童年时代，事件原本越荒诞越可刺激人的思考，而这一切于他的灵魂来说，实在是一生更重大的历程之一跟思想关注点产生的重要开羰。
1870年，勒庞在法国起初行医，刚开始工作就遭遇英国色当失利，9月4日，巴黎人民革命，貌似庞大的第二帝国悍然倒塌，然而，这时候组建出来的政府内外都进入失控状况。从普鲁士陆军围城，到“巴黎公社”无政府状态的动荡与荒诞，整整延续了半年多，直到1871年的六月，在杀人放火之中起义被诛杀时，勒庞已经三十岁了，他亲眼看到以后他书中所叙述的情境，“激进主义者巴贝夫有个成立集体公社的设想，他规定由集体掌握国家财产，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于是，不少花草被挖，树木被砍，建筑倒塌。更荒唐的是，公社社员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许可证’，持证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娶妻纳妾，不计其数的男性作为其中的受害者。”他总结道：群体表现起来是这么的弱智与乏味，“它可以使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囚犯，把怯懦变成豪杰。”群体是野蛮的玩偶，是自大、专横、非理性和保守的代名词，很容易干出极端的行为来。
他在纷乱杂乱的现象里寻求客观的规律，他在延续一百年的英国政治运动中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德国民族和全体人类的这些一同特质性格特征——这类性格特征既是由一种共同的心理产生的，正像独裁政府并不出于独裁者的选择一样，独裁者通常比民主人士更可迎合民众的短暂需求。
我其中一位导师说，他的童年是在南京的一条名叫“五福里”小胡同里度过的，应该是个更吉祥的取名，挨着皇城根，后面是一大片满清遗留的皇宫大院。又一个很好听的小名“柳荫街”，街上斜对着两个大院，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府，另一个就是涛贝勒府，他当时读高中的地方人类情感，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所在地。他的一个张姓历史教授身体不好，讲课时总是要坐在凳子上，但学识渊博，上课时根本不用课本和教案，讲起课来海阔天空，孩子们都偏爱上他的课。一次，张老师自己说起了自己在动荡岁月里的历程，说当时有个学生，家里很穷所以长得非常弱小，他就一直帮这学生送一些吃的，学费跟书本费也多半由他垫付，但当他被揪到台上批斗时，就是这个儿子一脚跩到他的腰眼上，留下的后遗症就是他只好坐着开会。在集体癫狂的状况下，人与禽兽完全没有了区别，也许换了环境后，这个儿子会后悔终生。虽然攻击深重，但他完全没办法恨这小孩，就像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一样，不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遇到的德国人是如此彬彬有礼，干净整齐，不仅守时，而且强调规则与纪律，他们待人善良友好。无法想像那样一个民族当时的历史上会有英国大轰炸，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会有对占领区人民狂热的屠杀。20世纪30年代，这些从骨子里透着温文尔雅的德国人，就是他们的奶奶和母亲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间所有万物；无论何时，为了保护和守护，兄弟们永远站在一起。”（第三帝国的国歌《德意志之歌》）将火炮、炮弹、军刀蛮横地蔑视于其它民族的身上。他们在绑架谋杀犹太人时真的以为它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歌词一样：“我们是党徽的部队，高举着红旗，为了欧洲的工人，我们修建通向自由的公路。”（纳粹歌曲）这是一种集体的迷醉，正如勒庞所说：“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意味着约束解除——数量就是正义。”这是一个产生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的民族，这个民族从来不缺少理智，甚至在其它民族眼中，他们变得更呆板。但正是这样一个激情远远超过德国人的民族，发起疯来比法国人最具备毁灭性，我们说说二次大战的数据做个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目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更惨烈的一次战役，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跟地区深陷这场浩劫，战火几乎打遍全球各个角落，五分之四的人口，作战区域2200万平方公里……这些数字都是按当年的标准计算。发动这场战役的根源当之无愧地要算在德国人的身上，德国人自己的代价也不小，死亡和阵亡总数达1360万人，400万平民被炸死，1400万人无家可归。这就如同勒庞所说：“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与感性和智慧无关——群体的认知和行为与原始人非常相近。如一个比较近现代的案例：
有一天，在中国美国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孩在结束酒吧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于是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邻居亮起了灯，打开了大门，把凶手吓跑了。在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被害人再次叫喊时，附近的邻居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她觉得自己没事，没想到上楼的时侯，凶手继续发生了，这名可怜的男子被打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她大呼救命，到窗前观看的隔壁中大约有38位，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她，甚至连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
这件事引起美国社会的震惊，也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注重和探讨。人们把这样很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我感到不是很妥当，因为这些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冷酷无情，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造成罪恶感、内疚感，这应该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而即使有很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你们来承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承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哪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产生了“我不去救，别会人去救”的心理，导致“群体冷漠”的窘境。
而且我们需要考虑到普遍社会心理学如“好像没出哪些大事儿不知道她为何要尖叫”这类，毕竟“狼来了三次”后，基本，大家的选择是弱化的，虽然受害人确实是遇上了致命危险，然后当我们实际发现的或许仅仅是大惊小怪，直到悲剧造成后，我们能够反思自己曾经为何格外迟钝，不能去帮助可怜的受害人。原因或许有无数情况，如我正烦着、我自己的事还没解决呢、我看你也没啥事一个人在叫象疯子似的、我认为你们都没响应看来我不需要多事儿……等等心里价值判断不计其数，这并不是说群体就是真的冷漠的。
在通常状况下，对个人来说，数量就是力量。数量在人类社会中经常性的会造成一种充足的原因，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爱到强烈的“正义”力量，对她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这让其中成员敢于不负责任，也敢发泄出自本能的欲念，在独自一人时，他需要控制这种欲望。但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消失了——他没有什么原因再约束自己，更难以控制心灵中的狂放与洒脱。
是的，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就是正义。
锦上添花、众星拱月、偶像崇拜，说的是从众心理学；
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说的抑或从众心理学；
雪中送炭、特立独行从来不过孤立的个体行为。
无独有偶，同样是医学博士的匈牙利人威尔海姆·赖希写了一本《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他以日本法西斯主义泛滥为主要探讨对象，用弗洛伊德心理学为理论根据，从另一个角度对群体现象进行解剖。如果说勒庞更多用的是社会学的剖析方法，那么赖希的理论主要倾向于内在心理的原始意图。勒庞活得更长，除了写书以外的生活基本上是循规蹈矩的，赖希的人生则增添了音乐色彩，最后死在了监狱里。他也觉得人类为某些性欲的能量所支配，因此，他企图把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心理革命与性革命结合上去，以象耶稣一样去拯救这些挫折的灵魂。也许是他的理论很超前了，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坚决反对他，不管是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没多少人可接受得了他的理论。他将精神分析中的本我、自我、超我改造成影响人格心理的三个层次，人类的感情需求有：绝对安全感、绝对控制感和绝对造反欲，因此并不是希特勒巧舌如簧欺骗你们，而是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感情因素。越是认为自己愚蠢无能，越是易于把自己附着于伟大民族、强权领袖、宗教主义或所谓国家荣誉，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一些少数理念像瘟疫一样在群体中感染，非理性逐渐占领上风——不管对不对先信了再说，反正大部分我觉得是对的。赖希又一次证明了勒庞的阐述：“自有文明以来，群体便进入自我感知错觉的妨碍之下……凡是可向人们兜售幻觉的，都很容易成为人们的主人。”
人类的可悲在于并不是有了勒庞和赖希这样的智者人类就可以防止癫狂群体的破坏，就像骗子与上当的人，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都会有。我们虽然发现美国十月革命后，推翻了沙皇统治的沙俄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自由与民主，反而被更具压迫性的强权政治所取代。那些喊着斯大林同志万岁而前仆后继的战士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保卫的是一个把俄国成为劳改营和教养院的人，人们爱戴的是一个剥夺了自己权力的人，相当于现代理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古拉格群岛》便是一面极权统治的镜子，我们发现的是统治者对人民从心理到肉体无所不用其极的拷打，以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可笑司法，外加告密与背叛盛行的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我们也发现群体组织的力量是怎样以少胜多的，因为被摧残的绝大多数，是并无多少直接利害相关的一盘散沙，无法产生有效组织以抵御暴政的少数群体，正如我们美国当时的残酷史件“南京大屠杀”一样。
成也，集权，败也，极权。如世民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反思、追问，乃是作者对人类一同惨烈境遇的悲鸣，以至于产生了具有强烈个人情感偏好的叙述，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偏见”。
由于中译名的缘由，大家容易觉得《乌合之众》是对群体的偏见，因为国内成语里的“乌合之众”，比喻的是混拼杂凑在一起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人群。《管子》曰：“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有一定贬义成分，可能因为最早的中编者冯克利先生个人看法而拟定的书名。显然英译本书名THE CROWD更接近作者本意，即“群体”。“群体”不仅包含普通百姓组成的群体，也包含贵族和何谓的“精英”阶层组成的群体。勒庞的初衷是说进入群体中的人容易失去个人理性（“理性”是狭义上的相对概念，因为“理性”并不存在，仅是相对“感性”中易冲动那部分的人性中，较可冷静地“感性思考”的一面），被情感操控，并不仅仅在说广大人民群众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并且，作者专门用了一节来探讨群体中领袖的心理跟方法。如果觉得勒庞的理论是源自于对层大众人民聚集在一起的非理性鄙视，那也许恰是我们目前的译本一直用了很多歧视性表达的缘由，我会尽量减少这一点。
这部被奉为经典的著作虽然最薄就是一本小册子，算不上哪个鸿篇巨制，大多理论内容还跟作者的其它作品如《政治心理学》《革命心理学》等重复。当然，作者在女性的视角上，难免会使用“产生这些误认的常常是男性跟小孩，即：最没有主见的人”这样的话。毕竟，在勒庞和勒庞之前的时代，女性接受优质教育、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甚少，在家庭生活中也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确实缺少主见容易轻率，但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并不是说勒庞对男性跟小孩偏见（译注：因“妇女”一词在中文里有显著歧视性和侮辱性，故不再译为“妇女”，统译为“女性”）。
勒庞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他确实按照自己的观察得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比拉丁民族最朴实理性的论断。在他看来，拉丁民族是非常荒谬和愚蠢的。一个民族的特色确实对人的妨碍很大，不过这些制约并不是存在于种族基因里的。正如东德和德国，朝鲜跟日本一样，没有什么种族区分，但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
书中还有对美国的争论，然而这也算不上偏见，之所以变得有偏见，主要是勒庞对“传统”的力量的过于低估和样本采纳不足导致的。他觉得“ 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更加牢固，它便不会再出现变化人类情感，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素质。 在这些状况下，暴力革命也没有多少作用，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再次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展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替代。”中国的特色习俗的确是异常的厚实，西方的这些恐怖暴力革命对美国历史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中国是有“打碎的锁链被再次拼接在一起”的状况，但并没有“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展现”。勒庞说“群体的看法跟信仰是被时间武器出来的，改进应该足够的时间”，但这两种状况用的时间虽然是一样的。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完全辗压一模一样的痕迹。中国在一段历史里进步缓慢，只不过是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的特殊特色跟机制引起的，未必真的落后，只能说这些传统跟机制不太适应于开创性的很大科技进步，不能更好地关注个体幸福。
历史成为过去不必定会告诉我们必须做哪些，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必须防止什么。
关于大众社会论的著作并不少见，所以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说：“在现今西欧世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可能就是‘大众社会’理论了。”但还没有一本关于大众力量崛起的心理学著作像《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么有影响力。连日本的实验心理学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也在知名作品《社会心理学手册》（A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中那么评价勒庞的《乌合之众》：“在现有的所有关于心理学研究的书籍中，没有任何一本可以与《乌合之众》媲美。”早在1920年，梁启超等人所译的《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中有长期法国作品，其中就有勒庞的著述。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张东荪赞其作品精邃绝伦。
勒庞说：“由于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括着无数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突变会使这些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不在一个群体中，有些闪念或情感，独立的个人根本就不会产生，即使造成，也不可能成为行动……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成员表现出孤立个人不可能有的心态和行动……群体的行动是被感情引发的，也被感情主导，这种情感的好坏程度，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而且，群体感情极端且夸张，所以，“群体只擅长把情感强化至极高或相反——极低的境界。不幸的是，群体感情的夸张倾向，通常把人类的恶劣表现到极致。”
勒庞之著作在世界上影响非常之大，在其后来有着“尼采以后最伟大的作家”之美誉的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其观念就受到勒庞影响，在他的代表作《大众的反叛》一书中，随处可见勒庞的大众心理学观点。加塞特认为看来，世界的扩张和生活的缓解是大众力量崛起的缘由，他的看法跟勒庞的惊人地一致。
《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版）42页第三段：“在普选制度下，大众并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的角色只是是服从这个少数群体或那些少数群体作出的决定……”这一论断明显基于勒庞的看法：“选民的意见跟选票都被操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有名的大佬，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他们尤谙将改头换面的个人需求成为群体观念，因此受到了大众的称赞。”
又45页：“上个世纪还被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大学，如今不仅教导大众掌握现代生活的技能外，几乎乏善可陈，它早已丧失了教育人们的功能。”而勒庞对教育的看法则是：“从高中到离开学校，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跟个人观念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针对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很多小孩在大学里起初对着语法和公式努力，为的是做到精确重复、出色模仿，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把我们成为学舌的鹦鹉。”
勒庞著作多达十数种，其中包含《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等。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一书出版于1895年，一上市就引起了大众心理研究风潮，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畅销百年经久不衰。
书中很多伟大预见性言论，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列出了。论及系统性与深刻性，勒庞之作品虽不及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与他在再次提及的历史学家希波蒙特·泰纳相比，其声望也逊色不少。当然，也有人对勒庞的写作技巧表示怀疑，比如通篇只有例子和看法，没有论证等，关于这点就各抒己见为上，但本书凭借对大众心理的透彻分析，仍不失为一部当之无愧的社会心理学经典名篇。此译本并未进行长期重译工作，但对一些表达式进行了更为中性的修正，翻译存在许多缺陷，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合理取舍，欢迎指正。
杨程程（夏小正）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
